古代的碎银子是怎么来的？

明朝中期起，随着对外贸易的火热发展，巨量的白银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涌入中国，中国境内的“白银流通”才火爆起来。单是在明朝的最后一百年里，仅日本一地就有7500吨白银流入中国。同一时期的美洲银矿产出的白银，更至少有一半进入中国。从明朝中叶到清朝康雍年间，造访中国东南沿海的外国船舶，几乎都是满载白银靠岸，上岸就拼命扫货。这“足量”白银，也从明朝隆庆年间起以官方规定“银钱兼使”的方式，“晋级”为法定货币。

但虽然白银合法了，用起来却还麻烦。中国古代的官方白银货币，往往都是“银锭”，即民间俗称的“银元宝”，式样往往只有“十两”“二十两”“五十两”等几种。摆着倒是好看，“花起来”却是麻烦。所以也就需要“剪”成碎银子。所以明清年间，人们日常出门除了带银子，还要带剪子与戥子，剪子用来“剪”银子，戥子则用来称重，日常交易时的一块块“碎银子”，就是这么来的。

而且在当时，“碎银子”也不止用来交易，也要用来支付工资。特别是随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城市产业工人增加。比如在“瓷器中心”景德镇，明代时的产业工人就有上万人，清朝乾隆年间更发展到数万人，他们都是“按日以银”计算工钱。浙江嘉兴的油坊工人，每天的工钱是二分银子，基本都是用“碎银子”支付。可以说，一块块看似“袖珍”的碎银子，就串起来当时的生活常态。

而在纳税环节，“碎银子”更成了生动见证。从明朝万历年间“一条鞭法”改革起，中国老百姓的日常交税，基本都是用银。可是白花花的银子背后，就是新的盘剥。比如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山东地区，农民交税时当地粮价就会暴跌，小麦会跌到一石0.37两“碎银子”，而等到纳税过后，小麦又会回涨到0.52两“碎银子”。这一跌一涨，多少农民亏到流泪。这还是在风调雨顺的“万历中兴”时节。

到了明末的陕西，由于当地商品经济不发达，农民们若是把赋税折合白银来征收，就要遭到新的盘剥，结果就是“视前倍重”，等于是经济负担加倍。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何后来那场逼得崇祯上吊的农民大起义，会从陕西爆发。

相比之下，另一个历史悠久的盘剥手段，则是伤害性更大：火耗。古代官府征税，往往不收碎银，却要把碎银融成银锭。而这熔炼碎银时的损耗，就是“火耗”，同样要靠老百姓买单。如此操作，也让无数官吏瞅见了商机。各级地方官开始层层扒皮，加收“火耗”，发展到清朝康熙年间，官府收一两税收，“火耗”往往要加到十两。多少农民不堪重负交到破产，朝廷也因税赋收不齐年年亏空，唯独“吃火耗”的“官老爷”，吃得两嘴冒油。

如此怪现象，也叫雍正皇帝下了决心，厉行“火耗归公”改革，经过十几年近乎酷烈的整顿，清王朝百姓负担直线下降，国库收入直线增加，精疲力尽的雍正帝，给儿子乾隆帝留下了一个府库充盈的江山，也在历史上“享尽”了骂名。说起来，也是“碎银”惹得祸。

但火耗归公改革虽然完成了，这其中的“坑”仍在。说到底，明清年间中国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其实内容非常粗放混乱。所以雍正帝之后，清朝的官员们也找出了新的门道：勒折。也就是按照铜钱与白银的比价做文章。收的时候往多了收，交的时候按照官方比价交，照样能赚足一笔差价。

如此操作，也来自清代中期时，另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银荒。白银能成为法定货币，主要依赖海外贸易的巨大收益。可从清朝乾隆年间起，中国闭关锁国日益加剧，鸦片的泛滥又导致大量白银外流，于是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也不断拉大。在作为当时中国“窗口”的广东，1837年这一年就外流白银三千万两，大量的财富“流”出去。

这种形势下，原本是日常交易的“碎银”，也是身价飙升。在乾隆年间时，一两“碎银”大约兑换铜钱1000文，到了鸦片战争前的1840年，一两白银却能兑换铜钱1600文，有些省份甚至能兑换两三千文，远远超过“官价”。而清朝的土地价格，也是不断下跌。单看这个景象，就知有多少官员上下其手，又有多少农民破产。落后挨打的国运，已经清晰可见。一块碎银的背后，就是这样并不遥远的教训，值得久久回味。

参考资料：《屈辱的岁月，奋斗的征程》《白银帝国》《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国货币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