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里的中国人
徐谟（1946年——1956年任国际法院法官）
徐谟是国际法院成立后首任法官之一，他的当选与他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相当，他参与起草了国际法院的规约和联合国宪章处理国际纠纷的有关条款，还负责审核了联合国宪章的中文版本。
顾维钧（1955年——1966年任国际法院法官）
顾维钧则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外交家，从国联到联合国，都有顾维钧的身影，1956年徐谟法官去世时，顾维钧通过竞选递补了空位，一年后又竞选连任成功，任职至1966年。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倪征燠于1985年成为第三位来自中国的法官。
倪征燠 （1985年——1994年任国际法院法官）
倪征燠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他在国际法院任职期间，曾办理过震惊世界的“洛克比空难”和波黑战争相关案件。不过他在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里提到说，刚刚赴任时，国内还并不了解联合国和国际法院，许多人以为国际法院就是高于国内任何级别的法院，因此有国内法院难以解决的案件，便托转信件给他。那时倪征燠有成堆的案件卷宗要熟悉，不过他还是一一以礼答复了这些“不明真相”的来信。
世界和平的报警员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以来，处理过许多紧急的国际争端，一般来说，在国际危机状况发生时，安理会需要向各成员国通报，并在需要时召集紧急会议。翟凤阳，曾长期任安理会政治事务司司长、安理会秘书，在他为联合国工作的24年里，常常是他负责通报危机，召集会议，并充当各国间的联络员，他也因此被各国称为“世界和平的报警员”。
1962年10月23日，安理会就古巴导弹危机召开会议 图片来自联合国网站
翟凤阳性格温和，善于做说服工作，截至他退休前，安理会举行过1500多次会议，他参加了其中的大多数，他处理过阿塞拜疆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以及中东战争等。1969年12月31日，翟凤阳退休，那一天，他收到了来自当时126个成员国所有外交官的致敬。
联合国里的女权卫士 如今在联合国里工作的女性，在薪金福利待遇方面都同男性工作人员一样，但是，这里面一些重要权利是通过多年的艰苦斗争才取得的。在这场斗争中，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女士扮演了重要角色。她是1971年成立的联合国“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组织”的首任主席，多年来努力推动着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
1975年3月7日，由联合国职员成立的“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组织”首任主席顾菊珍（左二）向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右一）递交了有2750名联合国男女职员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在联合国机构中取消一切歧视妇女的规定
晚年的顾菊珍女士（图片来自网络）
有意思的是，1975年是联合国大会宣布的“国际妇女年”，其秘书处在当年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集会，会场上有联合国全部六种语言书写的呼吁妇女平等权利的大标语，中文的那条标语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
“从38楼看世界” 联合国总部大厦共有39层，秘书处办公部分从4层开始，直到38层，而38层正是秘书长办公室及其直辖部门所在地，曾在秘书处工作了七年的陈鲁直说，联合国工作人员都有这么一句话，叫“从38楼看世界”。
陈鲁直 曾任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司长
怎么个看世界法？1981年起，陈鲁直在38层南侧办公，那时候秘书长每天与哪些政府首脑及高级外交官见面他都“消息灵通”。当年10月，恰逢联合国秘书长选举，陈鲁直在38层亲眼目睹了各国为争取推选中意候选人的种种努力。10月27日起的六周内，安理会先后举行了16次投票，始终相持不下，可谓史上最激烈的秘书长选战。投票是闭门会议，陈鲁直和其他一些非直接服务的工作人员每天就在38层的办公室里紧张兮兮地等结果。一直到12月11日，安理会才正式投票通过来自秘鲁的德奎利亚尔为新任秘书长。陈鲁直松了一口气，“第三世界打了个大胜仗”！
“中国的成语出了名” 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文之一，中文科就位于总部大厦的23层，被大家称为联合国里的“中国城”。1990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国译员训练部主任王若瑾调任中文科科长，开始了她十二年的联合国译员生涯。
王若瑾（右一）一家在美国 （图片来自《绍兴日报》）
王若瑾任职时，冷战结束，国际关系由对抗转为协商，会议频率也大大提高，口译的行话里，将为会议做同声传译称为“做会”，王若瑾幽默地说，回顾十二年，“一言以蔽之：做了许多会”。
联合国有关部门特意为王若瑾举行欢送会。（图片来自《绍兴日报》）
王若瑾说，安理会各国代表开会时，对中国的成语特别感兴趣，比如讨论伊拉克问题时，大使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描述问题的复杂性，谈到与邻国关系时用了“唇亡齿寒”，还有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让译员们除了底下钻研如何译，还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
“王若瑾：“听到代表说，我们中国有句成语时，先不忙着说这是个‘Chinese saying’，因为要是说了这一句，好些代表就会极有兴趣地等着下文。可是有些成语根本无法直译，只能意译，于是碰到成语，我们要是直译了，就在后面加上一句‘正如中国成语所说……’，要是意译，就不提成语这个词了，免得让酷爱中国成语的代表们失望。”
联合国的两位同声传译——王若瑾（中）和译训班第12期学员朱彤接受采访。
新闻处的“绊脚石” 联合国里发生过许多决定世界命运的瞬间，将这些瞬间记录和报道出去就是由新闻部的任务了。1980年，55岁的邢洚独自一人踏上纽约的土地，她刚刚被聘任为联合国新闻部新闻处的处长。
邢洚（图片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站）
当时的中国人对联合国事务普遍不熟悉，领导着一群英美籍居多的记者，突然承担起紧张繁重的工作，邢洚压力很大。而且各国代表一旦对新闻处发出的简报不满意，可以直接向秘书长或管新闻的副秘书长告状，有时邢洚还要亲自到会，面对代表的责问。
新闻处内部也对这个中国推荐的处长并不十分服气，大多数记者都是通过严格考试选拔进来的优秀人才，有些老资格的记者甚至将邢洚视为升职路上的“绊脚石”，不太尊重她。不过邢洚说，她从一开始便放低姿态，虚心学习，也会适当“翻脸”，据理力争，结果后来她和这些记者都成了好朋友，不少人在她退休后还千里迢迢跑去中国探望她。
用镜头记录联合国 新闻处出文字简报，影像资料就要靠摄影师了，陈信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联合国新闻部影视处工作了25年，拍摄下许多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由新闻部免费提供给各国驻联合国的新闻人员采用。
陈信德拍下的珍贵照片
陈信德最珍贵的一幅作品是下面这张↓↓↓
图片说明：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乔冠华（左二）进入会场前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相遇，两人握手交谈
当时，陈信德是唯一在场的摄影师，这张照片也是唯一记录下这一历史时刻的照片，第二天，几乎所有报章杂志都采用了这张照片来报道中国代表团的活动。
吴丹秘书长曾单独接见陈信德
1977年，陈信德退休，时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亲自去信，向陈信德表示感谢。
编辑：柴婧、夏文
本文文字、图片资料除注明外全部来自《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一书，该书由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城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本文已获该书编者授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